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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强认为，我国在新建和现有大科学计划和工程建设发展中，需培养、汇聚跨学科的顶尖人才，既包括一流的科研工作者，也涵盖工程建设和管理运行领域的专家。

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台长沈志强委员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当前国际环境错综复杂，中国进一步主动拓展在大型国际合作项目中作用的同时，更应积极寻求“以我为主”的合作新途径，积极谋划国际大科学工程。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目前运行的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就是我国典型的大科学装置之一，它能将不同种类的重离子加速至接近光速，不仅可以敲开原子核开展前沿科学探索，取得新核素合成等大批核物理前沿科学成果，还能为深空探测、绿色能源、粮食育种等领域的国家重大任务提供关键支持。”杨建成介绍说，相关成果已在生命健康、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SKA)是中国目前参与的重要国际大科学工程之一。作为首倡国之一，中国始终是SKA项目的坚定支持者和主要参与方，参与见证了其发展的几乎所有重要事件，是这一宏伟工程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

5000:cc-www:5000:cc全国两会期间，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部分全国政协委员。他们认为，对我国来说，建设大科学装置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共享这些科学设施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当前背景下，解决创新问题离不开国际合作和开放共享，深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是破解人类重大挑战的必由之路。

大科学工程的独特优势，不仅在于“机器”，更在于“人才”。作为科技创新基础平台，其在培养和凝聚人才、促进国际科技合作方面能发挥独特作用。

杨建成认为，国际上具有领先地位或独特特点的大科学装置，能够形成“虹吸效应”，吸引全球相关领域的尖端科学家参与国际合作，从而提高科研影响力和创新能力。

“比如，基于兰州重离子加速器研发的我国首台国产医用重离子加速器治疗装置，目前已实现临床应用，成功治疗了1000多例肿瘤患者。”杨建成认为，大科学工程中产生的颠覆性和前沿性技术，往往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和新动能。

“大科学工程应与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国家实验室产生协同作用，形成集聚效应，也将有利于联合攻关和前沿交叉学科发展。”杨建成强调。

我国现有的大科学装置，如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等，都是剑指颠覆性创新的国之重器。

沈志强认为，加强开放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工程，可以通过项目合作、数据共享、联合攻关等方式，学习借鉴国际上在工程建设、技术攻关、人才培养、运行管理等方面的成功模式和先进经验，确保每一项大科学设施都能发挥最大潜能。这有助于全面提升我国“大设备”产出“大成果”效能，推动我国科技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双重飞跃。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提出“四个面向”。“大科学装置是前沿性、战略性基础研究活动的承载平台。建设和发展大科学工程或装置，对实现‘四个面向’具有重大意义。”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杨建成委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