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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着这本小册子，戴红觉得，“它不只是一份规范，还是一份小屋建设的说明书。”而在标准化建设之外，数智赋能也是小屋发展的着力点，借助大数据等技术，上海的很多女职工通过小程序查看电子地图，轻松找到了附近的小屋。

有着同样感受的，还有二胎妈妈李颖。生大宝之后生二宝之前，她顺利晋升为了部门主管。因为有小屋在，两次重返职场时，她都感觉很“平稳”“没有掉队”。与她相似，在生育两个宝宝的同时，于小明的职务一步步升级，现已担任公司的法务部课长。

“已经是‘螺蛳壳里做道场’了，还能在哪里建这样一间小屋？”很多时候，这样的话语并不是推脱，而是实际的办公环境让一些企业爱莫能助。

这样的变化，一直在发生。原先设在凯迪克大厦第4层的小屋，不久后搬进了空间更为宽敞的5楼。一天，叶倩打开小屋的冰箱，发现里面摆着一排排透明的玻璃储奶瓶，每个瓶盖上，配有一把金色小锁，拇指大小。

怎样在这1.2平方米之上，为“背奶妈妈”解决实际困难？进行多次头脑风暴后，最终，一个化不可能为可能的方案清晰起来：“让小屋和更衣室共享，把墙面布置成伸缩式操作平台。”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她们安心？能不能辟出一间小屋，免费给哺乳期的妈妈们使用？2011年6月，时值上海市总工会到凯迪克大厦调研，肖素华及时反映了这一情况，并主动请缨。

2007年，李颖生完第一个孩子时，初为人母的她，为了找到一个安静隐蔽的吸奶场所，跑遍了单位里一个又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在更衣室和厕所勉强“凑合”几天后，她作出决定：算了，给娃娃断掉母乳。正是这个无奈的抉择，让她在今后的十多年里，一直心怀愧疚，“可能因为断奶太早，孩子抵抗力差多了”。

“我们立刻溜了进去，把门一锁，连灯都不好意思开得太亮。”谁知，还没等朋友和同事把板凳坐热，“砰砰砰”的敲门声突然响起，她们心里“咯噔”一下，身子止不住地抖了起来。

为小屋建设“搭把手”的，还有无数家企业。2014年，中智公司创建了爱心妈咪小屋办公室，配备专职工作人员，协助开展小屋的各项推广工作：为新建小屋配送铭牌、海报、爱心礼包，分发爱心企业捐赠的尿不湿、空气净化器、电动吸奶器等母婴物资。

原来，这位准妈妈已经32岁了，即将成为高龄产妇。刚刚拿到手的检查结果，犹如一道晴天霹雳。医生说，报告显示她腹中胎儿的胎盘过大，还伴有脐带绕颈。

在日复一日的繁忙中，这件小事，很快被杨融遗忘。几个月后，那位曾经的准妈妈，抱着出生不久的孩子再次来到医院，找到杨融一遍遍地道谢：“当时，我的母亲还在外地。因为你的安慰，我才挺了过来。”

袁超琳的同事于小明，前后生育了两个孩子，一路见证了小屋的“升级”。生完二宝后，再次来到所在的大金公司的爱心妈咪小屋，于小明很快察觉到差别——

越来越多的新手爸爸，也从小屋出发，跟上了家庭育儿的队伍。在高楼林立的上海陆家嘴，“拼盘式”亲子工作室、奶爸技能大比武走进了企业。一到寒暑假，孩子们可以和父母一起上班，到达公司后再乘专车前往亲子工作室，学象棋、练射箭……

为了把这件事办成，他和家居设计师连玉霞，先是参加了上海市总工会举办的爱心妈咪小屋建设培训营，随后两人花费近半年时间，在宜家的数据库里筛选了近一万种产品，从中挑出易组装、防护性强、颜色柔和的家具，逐一搭配，设计出分别符合三星、四星、五星级别的小屋样板间，帮助企业实现了“小屋即建即用”。

近十年来，像叶倩这样面对哺乳难题的职场女性，并不罕见。2023年底，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女性就业人员数量为3.2亿人，育龄女性在全国人口占比22.18%。随着全面二孩、三孩政策的放开，在一线城市上海，这样的现象尤为突出。

医院社工部主任张璟雯估算了一下，来这里就诊的孕产妇，大约有三分之二是外来务工者，对她们来说，晦涩难懂的育儿类书籍有时并不适用。为此，在过去几年里，小屋的医护人员摸索着拍短视频，为孕产妇录制了数百条育儿知识点，并将其一一发到网上。

如今，在上海的8000余间小屋内，四星级及以上小屋2109家。150多家位于街道、商场、超市、医院等公共场所向社会开放的小屋电子地图，在市政府“随申办”、市总工会“申工社”公众号上搭载，方便有需求的女性就近就便使用。12个优秀小屋管理团队还获得了“上海市工人先锋号”荣誉。

“他们当即就同意了。”这让肖素华大为感动。不到一个月，在大厦的第4层，一间面积约30平方米的玻璃小屋被腾了出来，门口挂上了一块牌子——爱心妈咪小屋发源地。

“简直像在打游击。”新手妈妈陈赟的形容并不夸张。几年前，她朋友的单位还没有专门的吸奶场所。那天，几位妈妈花了很大工夫，终于找到一间空闲的会议室。

“背奶”的流程繁琐且固定：在工作之余吸奶、储奶，下班后，再把几瓶沉甸甸的母乳背回家，当作孩子接下来一两天的“口粮”。

因为设在仓库，常有不知情的同事突然进来搬东西，每回都把大家吓一大跳。由于没有水槽，吸完奶后，她们还要提着工具，穿越办公区进行清洗。

对于林小杨来说，小屋带给她的，还有一种“从无到有”的体验。几年前，有了大宝的她辞职待产，为了方便母乳喂养，一直到孩子6个多月时，她才重新应聘了一份工作。发现新单位有小屋后，林小杨又让大宝多吃了几个月的母乳。怀上二宝后，“楼中有屋心中不慌”的她，在产假一结束，立刻返回了工作岗位。

如何营造生育友好的就业环境、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全国总工会等出台了多项支持性政策，为帮助女职工解决生育后顾之忧提供了指引。

最终，叶倩父母敌不过宝宝嗷嗷待哺的哭声，一个盛夏的清晨，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怀抱四个月大的婴儿，忍着燥热，辗转换乘三趟公交，赶到了女儿工作的凯迪克大厦，只为让外孙女吃上一口热乎的母乳。

“现在的照片是第二批，很快就会换上第三批。”作为大金公司工会副主席的她憧憬着，在未来，小屋能成为写字楼建设的标准之一，“一条法律也好，一项规定也行，让小屋走进每一家企业。”

有一次，为了开导一位产后心情低落的女医生，医院工会主席潘文新带着这名医生和七八位同事，在这间小屋里围坐一圈，组建了一个“巴林特小组”，这曾是一种训练医师处理医患关系的方法。这天下午，在场的每一个人，挨个对可能诱发产后负面情绪的场景复演复盘，站在第三方视角，观察、感受、陈述情绪的产生过程，帮这位女医生打开了心结。

建设小屋，慢慢有了章法可循。2022年上半年，上海市浦东新区总工会制定了一份规范，在该市区级层面首次编撰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把爱心妈咪小屋建哪里、怎么建、怎么管，以规范的形式加以阐释。

有这么贵的租金，还能腾出免费的场地吗？肖素华的心里有些打鼓。那段日子，她先是找来了楼里的物业负责人，又托人联系到大厦的开发商，把自己看到的一幕幕，一字一句地讲给他们。

“一旦哺乳期没及时挤奶，不仅可能面临乳汁淤积的风险，有时还会因堵奶患上乳腺炎。再严重的话，甚至会发展成乳腺脓肿。” 范崇纯总是尽力帮助每一位前来求助的妈妈，她更期待能有从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的实际行动。

那时候，她和同事们要到一间设在仓库的小屋吸奶。小屋没有门禁，只在门口加装了一条简单的帘子。掀开门帘，整间小屋如同一条狭长的走廊，里面摆了三把椅子，人一多，有人就不得不站着。

一套吸奶器，一个冰包，几只玻璃奶瓶——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80后90后逐渐进入生育高峰。许多结束产假的女职工，因为深知“母乳比黄金贵”，选择了一边上班，一边加入“背奶大军”。

让妈妈们每次都有新体验的关键，是上海市总工会在小屋基础上探索其无限可能的不断尝试。拓展的各类功能，既有利用“互联网+”平台，邀请该市三甲医院母婴专家，组建“爱心妈咪小屋妇幼健康指导员团队”，开设线上线下“妈咪课堂”，也有举办文化艺术、科普健身等活动，开展心理疏导、维权咨询等个性化服务，将小屋从“背奶站”变身“充电站”，营造关爱女性权益的良好社会氛围。

不知从何时开始，小屋从单一的吸奶场所，变成了一个小家。身处其中的新手妈妈们，来这里交流育儿经验，找到能“安慰我”“懂我”的彼此，有了一种踏实而柔软的归属感。

1777:cc-www:1777:cc蜷在工位下面，躲进没人的仓库，藏到厕所……要是这些都不行，叶倩和家人约定，只好辛苦家中的父母，每天把孩子带到单位附近。

“我是不是掉队了？”“怎么平衡工作和家庭？”……她的担心具有一定普遍性。这些正是横亘在职业女性和母亲身份之间的难题，而它们，似乎并没有标准答案。

找场地、配设备，这是她要走的第一步，这之前，还有笔“小账”需要算清楚。凯迪克大厦位于寸土寸金的上海市静安区，即便是在十几年前，想要租下那里的一间小房间，每月也得交近万元租金。

改造后的小屋，要刷门禁卡才能进来，屋内，流动水槽、消毒柜、冰箱等设备，归置得很是齐整，柔软的沙发旁，放着可移动的三层置物架，抬眼望去，每个座位上方，还安装了单独的滑轨帘……

对于建设者而言，这间小屋的意义，不仅在于它的“共享”设计，它的建成更意味着，“即便空间狭小逼仄，不要畏难，我们是有路可走的。”

范崇纯担任上海市妇幼保健中心护师的几十年间，见过太多担惊受怕的“背奶妈妈”。她忘不了曾有一位刚刚返岗的女职工匆匆跑来，耷拉着脑袋跟她诉苦：单位没有哺乳室，她只能趁办公区没人时，手忙脚乱地吸点奶，“心里绷着根弦，一点也不踏实，一刻都不敢放松”。环境逼仄，吸奶不规律，加上难以排解的压力，久而久之，奶量骤减、乳汁淤积之类的毛病，先后找上了这位年轻的妈妈。

但是，在哪里吸奶？2011年的一次偶遇，让肖素华关注起了这个特殊的群体。躲厕所，挤仓库，甚至缩到办公桌下吸奶……一连几天，目睹几位女职工眼神闪躲、神情窘迫，还有那些来回奔波、汗涔涔的老人，肖素华的心中不由地泛起阵阵酸楚。

叶倩很快意识到，“把储奶袋放进瓶子后，我们能拿走钥匙，这样就不容易弄混了”。准备吸奶时，她又看到桌上新放了一台八音盒，“听着舒缓的旋律，闭上眼睛养养神，心情也变好了”。

“有了小屋，大厦也就有了更多‘人情味’。”那天，她给在场的人们算了一笔“大账”，“这意味着，将来的投资和营商环境也会更好”。

位于大厦里的小屋，至今已陪伴100多位职场妈妈度过人生特殊阶段，叶倩也成了其中的一员。2013年，上海市总工会在该市推广凯迪克大厦的经验，推出“爱心妈咪小屋”项目。于是，温暖的陪伴一走就是十余年。

合影中，妈妈和宝宝们笑得很灿烂。有人留言，“‘背奶’的日子有咸有甜”，也有人写道，小屋是她的“避风港”，温暖又安全。

“很快，周边大厦的妈妈们也来用小屋了，还有许多外籍女职工。”肖素华侧过脸，低下头，打开相册细细地翻看起来。其中一张照片上，一位金发碧眼的俄罗斯女孩，手握一只玻璃奶瓶，站在小屋的冰箱前，浅浅的笑意，挂在她嘴角上扬的脸庞上。

“刚出生的娃咋洗澡？”“孕妇的营养餐怎么做？”“奶爸能帮着做点啥？”……在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的妇产科就诊大厅，不少新手爸妈正围在小屋门口咨询。因为有专业的医护人员，这间设在妇产科的爱心妈咪小屋，功能有些独特，慢慢变成了一个为母婴健康服务和科普宣传的平台。

这一走，已是十年有余。截至目前，上海全市各类小屋及哺乳室已超8000家，落地机关企事业单位、楼宇、园区等。其间，小屋的建设者，把一路探索中的所思所想，逐字逐句地写了下来，上海市总工会制定并及时修订《上海工会爱心妈咪小屋星级评定办法》《上海工会爱心妈咪小屋设置、管理及资金使用办法》，促进小屋提质增速。

“一是‘找得到’，电子地图可视化。二是‘听得到’，建议收集广泛化。三是‘管得到’，阵地考核标准化。”上海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主任陈鲁说。以小屋为基础，上海市总工会向该市发起倡议，呼吁共同推动创建家庭友好型工作场所。

过了不到一年，一份7000余字的规范出炉了，内容涵盖建设小屋涉及的方方面面：哺乳区要设置应急按钮或对讲装置，家具边角应安装防撞条，不同星级小屋的建设标准有别……

历经多轮走访，上海市总工会在该市范围既了解各类推进的难点，同时也在寻找极具典型性的个案，以此作为突破口。很快，中国银行上海最小的网点安福路支行，进入了大家的视线。这里员工休息区总面积不到15平方米，剔除更衣箱后的更衣室，可使用面积仅剩1.2平方米。

回忆起返岗那天的场景，陈赟觉得对自己而言仿佛是“重生”。因为在家里憋了好些日子，一时半刻还适应不了上班节奏。那时，迷茫和孤独一下子涌上了她的心头：

实践中，一些企业虽有搭建小屋的意愿，却为从哪里着手、怎么搭配发愁。2015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担任一家大型家居商场工会负责人的王承发现，由于在改造过程中遇到不少装修设计方面的问题，部分小屋的利用率并不高，“一些企业心有余而力不足”。

制作标准化文件的底气何来？“在市总女工委的指导下，浦东持续深入推进小屋建设。2017年起，小屋建设连续6年被列入浦东新区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目前达到了998家，基本实现街镇、开发区企事业单位，园区、楼宇、商圈‘应建尽建’，累计服务女职工超25万人次。”浦东新区总工会副主席戴红还透露，浦东根据既有小屋的多年运营数据，制作了热力分析图，如此一来，不但可以对小屋的使用频率进行模拟测算，各项标准也有了实践数据的支撑。

“相似的经历，让我们对彼此有了更多同理心。”陈赟笑起来时，弯弯的眼睛像月牙。过往的回忆，仿佛慢慢浮现在了她的眼前：有位女同事的宝宝发烧了，正当她手足无措的时候，小屋里的“过来人”手把手地向她传授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