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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界有一句名言：“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相较于治愈，慰藉与关爱常常能为病患带来更多生命的动力，现代叙事医学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被开创的。通过在轻松的氛围中与亲友倾诉病情，患者获得了情感宣泄与交流；收到来自他人的安慰或者治疗方法；进而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体，并获得哲学思考与心理疗愈。宋代发达的交通与邮递系统正好为文人之间的相互慰问提供了便利，在《宜州家乘》中，黄庭坚几乎隔三岔五便收发邮件。也是在反复倾诉病情的过程中，他们渐渐对疾病与生死有了深层次的领悟。

绍圣二年（1095年），苏轼在惠州患痔疾，他分别致书黄庭坚、程之才、王庠、邓守安等人，叙述自己“百药不效”，于是断酒断肉，每日只吃淡面两碗、胡麻、茯苓少许。几封书信的内容大体一致，编入全集后可能让人觉得重复乏味，可是反复的交流与倾诉却让苏轼对疾病与生命有了不同层次的体认。苏轼与程之才讲到胡麻、茯苓的药性、烹饪方法，停留在抵抗疾病的治疗层面；与黄庭坚、王庠谈此事则引申到食戒与枯槁之味，已经上升到修身养性；至与邓守安的信中则上升到“达观久，一喧静”的哲学思考，看惯了喧闹与清静无别，当然也就理解了生死之间的自然连贯。这样的书信交往有点类似于“群发短信”，文人在与不同对象的交流中，反复咀嚼病体、审视疾病与治疗过程，也形成了从饮食、药理知识到修身、悟道的多重思考。而那些往来的书信就成为一场漫长的告别。死亡有条不紊地到来，留给文人足够的时间去理解生命；它在友朋的陪伴中到来，让文人来得及与疾病、与衰老、与他人，也与自己和解。病重之际的苏轼终于理解了庄子说的“在宥天下”，这种心境既是与世界的和解，亦是在生死面前放下执着，找回谦卑之心。

由此我们也许可以理解，何以北宋文人总能让我们看到“光风霁月”般的精神世界。传统儒家哲学总是讲“未知生，焉知死”，其实是回避谈论生死问题。而北宋文人之间的书信往来，却让他们一次次真实地置身于生死之间的语境中。在一场场漫长的告别中，文人渐渐意识到老病如时序一般不可逆转，他们唯一能做的是让生命之花在漫长的四季中更好地绽放。他们的生命态度可以反过来概括为“未知死，焉知生”。在漫长的衰病叙述与交流中，文人理解了死亡，同时更加执着、迷恋于生命。于是，当人们去追问什么是死亡的时候，北宋文人用其“不朽的生命”回答了到底怎样才算是“活着”。

pg模拟器试玩在线看到上面的文字，我们大概很难想象这是北宋文学家、书法家黄庭坚临终前一年的日记。这一年，他出游访友、秉烛探洞，与友人对弈、弄琴、饮酒；这一年，他开了肉戒，品尝着朋友寄来的美味。时间在平淡而安详中慢慢流动，直到最后的日记中只剩下一个“晴”字。同样是在去世的前两年，欧阳修写下旷世名作《泷冈阡表》，一改墓志冷静客观的写法，全用母亲郑氏的话概括父亲的生平琐事，并在母亲“汝能安之，吾亦安矣”的平静回忆中收笔。“有待”是《泷冈阡表》的关键词，此时的他已经接近自己生命尾声，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再等。可是从文本中，我们却读不出任何焦虑感，唯有流淌于平静与温情中的与父母正式的告别。在北宋文人临终的诗文中，我们常能看到类似的淡然，苏轼的绝笔诗也写：“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答径山琳长老》）仿佛他们都在平静无恙的状态下，安然度过了一生。可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欲了解古代文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书信是最佳载体之一。书信的私密性会让他们愿意分享一些真实感受。而宋人的书信中，疾病却是他们经常谈论的话题之一。欧阳修于庆历八年（1048年）“双眼注痛如割”，皇祐四年（1052年）“忽患腰脚”，嘉祐二年（1057年）“风眩发作，卧不能起”，嘉祐四年（1059年）“气血极滞，左臂疼痛，强不能举”，嘉祐五年（1060年）“两手中指挛搐”，“药毒为孽，攻注颐颔间结核，咽喉肿塞”，治平年间“齿牙摇动，饮食艰难”。眼病、腰脚病、眩晕、臂痛、手指抽搐、咽喉肿痛、牙痛，几乎全身都被病痛长期折磨着。苏轼也常被疾病所困，元丰六年（1083年）“春夏多苦疮疖、赤目”，“近复以风毒攻右目，几至失明”，元祐三年（1088年）“坐处苦一疮极痛”，元祐四年（1089年）“腰脚蹒跚”，绍圣二年（1095年）“苦痔疾，百药不效”，这还不算更常见的腹泻、疖子、咳嗽等小症状。王安石于嘉祐四年（1059年）言“脚气已渐平复，殊以为慰”，元丰三年（1080年）“痞喘稍瘳，即苦瞀眩”，元丰四年（1081年）“头眴多痰，动辄复剧”。黄庭坚也经常叙述“痈方溃，臂作劳辄痛”，“苦脚气时作，头眩，胫中痛”，“春来啖苦笋多，乃苦心痛，殊恶”。疮病、眼病、骨病、痔疮、脚气、咳喘……不断发作的疾病严重影响着他们的生活。

而在拥有了和解心态，开始正视衰病与死亡的阴影后，文人们反而激发起更多的生命活力。晚年的欧阳修频频提及对《新唐书》的牵挂，王安石也一再惦念他的《字说》，这是在学术的毅力中追求生命的价值。他们又坚持把玩物赏美的雅趣贯彻到生命的终点，欧阳修直至去世前一年仍在为金石拓片撰写跋尾。在《唐韩覃幽林思》中，他列出了一连串故去的友人之名。欧阳修可能意识到，生命的脆弱亦如这些金石碑刻一般，可是他依然迷恋于此。黄庭坚晚年患有严重眼疾，却仍热衷与人交流书法行笔之意，品鉴、分享《兰亭禊饮诗叙》等摹本，把对美的热情保持到生命的最后阶段。

患病之际，人们会寄希望于医药，可是医学总有极限。嘉祐、治平年间，欧阳修就开始牙痛，可是一直求医未果，直到他去世的熙宁五年（1072年），才终于“令医工脱去病齿，遂免痛苦”。病齿让欧阳修常年“饮食艰难”，甚至有时说话都困难，他曾在书信中与王拱辰交心，感慨中年以后遭遇疾病，“医方亦多难得效”，言语之间流露出对求医的绝望。求人不如求己，宋代文人多有儒医身份，苏轼、黄庭坚都精于医术，也乐于和朋友分享医方。苏轼任杭州知州时，就与钱勰分享了自己“惟用温补药”治愈腰脚病的经历，并力劝钱勰不要总用朴消、大黄等性寒之药。黄庭坚也乐于给别人开药方，他给王云开出调养腑脏之方，给郑仅开河鱼丸、桃红丸来治疗痢疾，教王直方艾灸法治疗病疽，用托里散、追风散、云母膏治疗疮毒，建议逢兴文用犀角丸和竹沥法治疗儿子的痈肿……可是作为儒医的他们最终也不得不与疾病和解，在宜州的岁月里，黄庭坚似乎终于意识到已不知如何用药才能治愈自己的疾病。在两次向子泽判局问药后，便不见他再提及治疗。支撑他们的，想必是医药以外的因素。

于此，我们可以读出北宋文人与我们刻板印象不同的另一面。我们给苏轼贴上了“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潇洒的标签，也把王安石想象为似乎永远不知后退的“拗相公”。可是在书信中，苏轼告诉参寥子自己请求退休致仕只是因为听说有人“病甚垂死，因致仕而得活”。也是在书信中，王安石坦白自己“年老气衰”，仅因为暑热就感到惫顿；而同时期的诗歌中，他还刻画了自己“朝予欲独往，扶惫强登涉”（《游土山示蔡天启秘校》）的老当益壮形象。在疾病面前，旷达如苏轼也会生出对生命强烈的渴望，执着如王安石也会甘于示弱。书信中的他们更加脆弱，却也更加真实。